电信专家徐岩教授：解析5G新科技

香港科大商学院联合零壹智库共同推出《袁老师访谈录》直播访谈栏目，聚焦在科技与商业领域，访谈知名学者和企业家。

本期访谈嘉宾是徐岩教授，他不仅是香港科大商学院副院长兼香港科大EMBA中英双语课程的课程总监，大家亲切熟悉的“徐院长”；他也是深耕电信领域数十载的5G专家。在本次访谈中，主要围绕5G和创造者经济等话题与教授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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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介绍

徐岩教授自2011年起担任香港科大商学院副院长, 负责香港科大EMBA中英双语课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课程及中国策略，并任香港科大EMBA中英双语课程总监。他从事技术与创新管理及电讯政策研究，著有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及《香港创新》等书。

他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等国际著名期刊担任编委。他为中国移动、西门子、香港电讯、香港审计署、香港通讯业联会、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和记电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数码通、联合国属下国际电讯联盟（ITU）等机构担任课题研究，并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信泰富、李宁、TCL 及腾讯等公司高管提供培训。

他同时受国际电讯联盟委托以联合国专家身份为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和泰国国家电信委员会（NTC）提供培训。徐教授于2005至2017年担任香港通讯业联会监管事务小组总裁。他于2016至2018年担任香港社联学院督导委员会委员。徐教授现任国际电讯协会理事、华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徐教授自2017至 2019年被香港特首委任为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成员。

以下为访谈全文：

袁老师：首先想跟您聊聊大家比较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同的专家结合不同的专业对此都有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见解，您是通讯领域的专家，也结合专业谈谈您的看法吧。

徐教授：我不是生物学家，对这个病毒的研究不是那么详细，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病毒的发展周期都是S曲线，它的寿命总是有一个周期的，我们希望这个S曲线越短越好。

我觉得信息通讯科技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疫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通过使用香港的八达通、内地的手机支付、网上购物平台，减少了现钞的流通和人员的流动，使病毒传播的渠道被有效地减少了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通讯科技某种意义上抑制了病毒的传播。

另一方面，借助信息通讯科技，我们很大程度上尽量使生活和工作不受太大的影响。在家的时候，我们利用通讯技术可以和外界保持畅通；对于企业来说，大家可以在家继续网上工作，使业务受损没有那么大；在大学里，我们也采用了网上授课。

假如没有互联网，没有通讯技术，这次疫情大家受到的损害会更多一些，通讯技术在抗疫过程中扮演着积极重要的角色。

袁老师：我们谈到通信这个话题，一定绕不开华为这家企业，徐教授您也是多年和华为合作的专家之一，最近您写了一篇关于华为的论文也被世界知名的学术期刊《电信政策》给收录，请问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研究华为的呢？

徐教授：这要追溯到2009年，我为香港一个智库做报告，后来我们商学院把这个报告编成一本书《香港创新》。香港科大是华为和境外大学合作的第一个尝试点，当时华为发现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在无线通讯方面非常有成就，连续五年在全球五个最顶尖的移动通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是全球第一，华为因此尝试找到我们的电子工程系，尝试性投了一小笔资金建立了一个无线实验室，没想到两年的时间香港科大的教授就帮助华为申请到了五个国际专利、三个国际标准。华为也非常开心，加大投资力度，成立了华为-香港科大创新实验室。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香港经常让大家很困扰的就是怎样推动香港的科技创新，只靠香港自己来做肯定不行，我们用开放型创新做了一个框架，鼓励香港的大学和世界顶尖的公司合作，使我们的科研成果商业化。华为负责与高校合作的林博士看到这本书后与我交流过一次。这几年华为在开放型创新方面做的很好，现在与很多大学都有很紧密的合作关系。我在2016年时就受林博士之邀写一个华为的开放性创新的案例。最近和同事一起整理出来投到电信政策杂志上，也终于被接受和发表了。

袁老师：有两张关于华为获奖的照片分享给大家，请徐院长给我们讲讲这两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徐教授：我们做的关于华为的案例发表出来后，麻省理工的Von Hipper教授就邀请我参加了2016年8月在哈佛商学院举办的国际用户与开放创新大会。2006年，香港科大曾派我去哈佛商学院学习怎么用案例来教学，十年后在同一个教室里，我呈现了自己参与写作的华为的案例，很有成就感。这个案例发表以后收到很大反响。有教授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Henry Chesbrough教授，他是开放型创新之父。Henry看到这个案例之后非常兴奋，邀请我2016年12月的时候去巴塞罗那世界开放型创新大会（WOIC）大会做一个主旨发言。在开幕式上我讲完华为的案例后非常受欢迎。Henry在会议闭幕式上说，大家天天都说中国公司使用别人的技术，华为的案例说明中国公司不但创新，而且还开放型创新。之后他们就邀请华为参加了第二年的世界开放型大会，每年大会上都会选全世界范围在开放型创新上做的较好的公司来角逐这个奖项，华为最后拿到这个大奖。照片一个是奖杯，另一张是当时负责华为开放型创新的林博士领奖的场景。这个案例使华为得到世界的认可，我觉得也是很欣慰的。

袁老师：华为获奖是因为您研究的“开放型创新”这一课题和成果，华为在开放型创新方面有什么特别值得其他企业借鉴的方面呢？

徐教授：开放型创新是Henry Chesbrough教授最先提出来的，核心理念就是说企业要善于利用企业内部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还要利用企业外部的资源，把这些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提升竞争力。我参加大会的时候遇到很多欧洲的大公司都设有一个高级管理者的头衔就是首席开放创新官。开放型创新在欧洲和美国大行其道，在亚洲真正系统地实现还不是太多。作为亚洲的商学院，这方面我们也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在EMBA课程里和企业培训也加入了开放型创新。

华为在这方面做的非常踏实，有非常严密和系统的体系，项目是自己内部开发还是拿到外面开发?如果请大学的教授开发、到哪一个国家找哪一个大学哪一个教授做这个项目，华为都有很好的数据库，他们非常清晰地知道哪位教授在哪方面比较擅长。项目做完以后通过评价体系，鼓励华为员工与这些教授继续合作，有了成果之后华为的员工也得到奖励，这样的方式使华为在开放型创新上做的非常成功。华为在5G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很多技术都是通过与国外大学密切合作获得的。华为在开放型创新方面有非常成熟的体系，我们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袁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院长进行主题分享--5G速度之美。

徐教授：我做通信很多年，我认为在通信里面有三个要素会为用户创造价值，这三个要素首先是距离，其次是移动性，第三个是速度。

首先我们看距离，电信的英文词叫telecommunications，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tele和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就是大家平时说话聊天的交流，但是tele本身是希腊字，它代表的就是long distance。所以电信实际上就是帮助人们克服距离带给我们的通信上的障碍。人们一直以来用各种办法克服距离带给我们的障碍，比如中国古人利用长城烽火台把信息传到其他地方。英美的海底电缆接通以后，英国女王还发了一份电报给美国的总统，尽管这个电报花了16个小时才到，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大家认为世界从此大同，大家连接起来可以一起推动世界繁荣。

在今天，随着电信的发展，全球都实现了网络覆盖，通信因为距离带给我们的额外成本几乎是消失了。过去打电话我们要想想这是本地电话、长途电话还是国际电话，因为不同距离的电话收费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发电邮的时候你不会担心收电邮的人在美国，可能要多交钱，没有这个概念了。所以在今天我们说距离已经消亡，这也是电信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第二点就是移动。我们看上面两张图，这是1910年在英国的汽车电话和1924年世界第一部车载移动无线电电话，人们一直在追求能不能在通信方面摆脱固定电话带给我们的束缚。固定电话要打一个电话号，其实你不是找一个人，而是找一个地方，人只有在那个地方他才可以接电话。有了移动电话以后，你打电话，那个电话是跟着人走的，移动电话因而实现了空间转移。另外，固定电话如果是办公室电话，你就只有在办公时间打电话，而移动电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任何时间达都可以接通，因此，移动电话也可以实现时间的转移。移动电话实现的空间和时间转移，是移动通信重要的价值点。

第三就是速度。速度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创新，这个坐标系的横轴代表宽带速度，就是通信的速度；纵向代表融合的程度，也就是电信网、广播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速度其实会带来很大的变化，1997年香港电信推出世界上第一个互动电视业务，当时互联网非常慢，还是用电话线拨号上网方式。香港电信做的广告是你上班前就拨这个号下载一个电影，下班以后就可以欣赏这个电影了。但是在今天，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想看什么节目都可以看，图像质量也非常好。速度会带来很多的创新！

很多电信公司都把5G叫做空中光纤，在固定网里面不用光纤速度永远上不去，在空中有了5G以后，可以达到跟光纤基本相同的速度，这也是为什么5G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场新的革命。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速度之美，因为速度的变化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变化。

首先我们知道速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信息的富集度和普及度。信息富集度是说在单位时间里面你能给用户提供多少丰富的信息，信息普及度是在单位的时间里有多少人能同时收到你的信息。在传统媒体里面这两个指标有时候是相互抵触和矛盾的。

我们如果把信息富集度和信息普及度的概念借到电信里面，其实不同的通信手段也有不同的信息富集度和普及度。比如电脑因为可以直接连到光纤，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屏幕非常大、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信息，所以它的信息富集度是很高的，但这么重的电脑我们很难上街时还背着。相比之下手机非常轻便，可以随身携带。所以发一个信息如果能用手机看到，那肯定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说从信息富集度来讲电脑是大于手机，平板电脑就介于中间。

5G时代的5G手机，即便是屏幕与传统手机一样大，但是由于网络速度很高，因此接收的信息的富集度要高于传统手机。在5G时代还有另外一个革命--可折叠手机，它折叠的时候大小和传统手机一样，便于携带，因而信息普及度很高；你需要的时候把它打开，它的屏幕大小比平板电脑还大一些，这样5G可折叠手机的信息富集度就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手机。

其实制造商和运营商推广5G的时候还听到另外一个词--物联网，5G不仅是推动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还推动人与物之间的通信。所以我们觉得有了物联网以后，信息的普及度会更进一步的扩张。

5G的成本优势我们还不清楚，推出来以后是不是5G手机还比较贵也不知道，因为现在推出来的还不是太多，经济适用型的5G手机还没有推出来，成本优势相比起来可能稍微低一点。

上图中红色线条表示在5G情况下我们进行的商务活动，是5G移动电子应用平台，相比过去两个平台都有很大的优势，一个是体现在信息普及度，一个是体现在信息富集度，它会给我们带来一场新的革命。首先是速度快，另外就是融合程度高，所以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可以想象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5G带给我们新的空间，由于速度的增加，融合程度更进一步的提升，在这方面有无限的可能。

袁老师：谢谢徐院长精彩的分享，您刚才也是提到了融合的业务，是指三网融合吗？

徐教授：有了5G以后，融合的概念可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记得去年EMBA校友年会上我问美的公司首席信息官 5G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说他们正在考虑用5G取代他们所有现在分散的各个网络，把Wifi和固定网络等都用5G取代实现全覆盖，所以我觉得5G带来的更多是产业的变化。所以有人就说3G改变了生活，4G改变了社会，5G改变了产业。

袁老师：5G的新基建也是很热，对老百姓而言空中时延一毫秒意味着什么？5G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徐教授：5G其实跟很多的产业相关，这些产业反过来也是跟我们每个用户相关，我们谈5G的时候经常谈到远程医疗，比如医生在北京给新疆的病人做手术，假如有时延的话，这个医生用工具切了一刀以后，那边发生的情况过了三分钟才可以被医生看到，然后再切第二刀就太晚了。这种情况要用基本上没有延迟的手段，对医生来说在北京做手术和新疆的现场做手术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用户就受益了5G。

袁老师：所以空中时延一毫秒就是基本上没有延迟的意思。

袁老师：目前5G的手机，或者是5G的某一些应用是不是伪需求？对我们老百姓而言是不是为时尚早？

徐教授：任何一个产品推出来总是有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地可能今年要搭70万个5G基站，只能覆盖10%的需求面积，如果要把全国都覆盖要700万个基站。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也不要担心，任何一个新的产品出现，学习过创新采纳过程的都知道，总有一些创新者，把创新第一时间引到我们社会，通过他们的影响力让其他人也了解了这个产品，我相信网络成熟的时候，也是5G普及之时，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袁老师：我们说5G已来，离我们已经不远。

袁老师：世界各国现在5G上的布局是怎么样的呢？谁将会是最大的赢家呢？

徐教授：我相信在去年大家一说电信都会想到5G，在全球都是5G的热潮。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更多的是制造商在不断地推广他们的产品。下一个阶段是运营商开始放号，提供5G的业务，然后再下来是应用的开发者会进到这个平台开发很多的应用，最终的受益者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用户，有全新的、更快、更优质的平台，有一些更有创意的应用出现，所以我觉得用户可能是最后最大的赢家。

袁老师：所以应该是大家一起赢。

袁老师：速度确实会带来创新，速度有时候限制了人的想象力，有时候会激发人的想象力。我们谈谈创造者经济，这也是您研究的方向，首先什么是创造者经济？

徐教授：去年我带香港科大EMBA中英双语课程的学员到斯坦福游学，第一位教授讲的就是这个概念，他把经济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者经济，叫producer economy ,他讲到摩登时代时期资本家拼命压榨工人，加大产量，尽快满足社会的需求；第二个阶段是消费者经济，consumer economy，家家户户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买齐了，需要通过广告等一些手段来吸引消费者，就像我们现在的双十一一样，买了许多用不到的东西。美国人的房子本身都很大了，他们任然会定期把一些东西寄存在储藏公司里；第三个阶段，实际就是我们现在的阶段，即creator economy，也叫做创造者经济。在这几年来，发展比较好的企业其实都是借用了用户的创造性。这一代的用户是在富裕环境下长大的，对物资的渴望没有那么迫切，也比较理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有独立的意识，这时候被忽悠着买东西是不乐意的，这时候他们的需求是想跟企业共同来创造美好的体验和产品，就是用户要变成创造者，这是创造者经济。

袁老师：用户为什么愿意做创造者呢？

徐教授：我在一本书里找到了这个答案，哈佛的两个教授研究支撑型经济，主要针对美国的消费者，尤其是新一代的消费者，也叫后物资主义时代的人。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公司里不会甘于做一个被动的小螺丝钉，在市场上也不会甘心做随波逐流的消费者，所以他们非常希望主动参与。概括起来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后物资主义时代年轻人有三个需求，一个是自我决定，还有一个是自我表达，另外一个是形成一个自我社区。

袁老师：创造者与您一直推动的EMBA2.0有什么关系呢？

徐教授：EMBA2.0的说法是我从web2.0借鉴的，web2.0事实上是社交媒体。为什么叫2.0呢？1.0的时候都是大家要经过网管来决定可不可以给你放出去，现在社交媒体就是大家共同参与，又同时受益。在微信朋友圈上，你自己一个人写没有意思，大家都一起发才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是贡献者和受益者。EMBA每个人都是商场的精英，每个人经验都非常丰富，来到EMBA被动听教授讲课是浪费，开学时我就说港科大的EMBA是大家的EMBA，每个人都要奉献，你有什么知识、资源都可以分享。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贡献，最后人人贡献，人人获益，这是我提的EMBA2.0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从web2.0借鉴过来的。

袁老师：现在的时代也是共创的时代。

袁老师：我接下来要分享一张2017年在香港科大拍下来的徐院长和他家人的合影，请除院长给我们讲讲这个照片的故事。

徐教授：我们香港科技大学还是非常年轻的大学，大学鼓励教授和员工能够尽职尽力长期为香港科大服务。在你为香港科大服务满20年的时候，学校就会给举行一个仪式，发一个银质奖章，作为认可。这个照片是我和家人在香港科大服务满20年的时候参加庆祝典礼时照的。我们香港科大明年即将进入30周年校庆，如果在香港科大服务满30周年，到时会拿到一个金质奖章。

袁老师：徐院长做商学院的副院长有10个年头了，在香港科大有的教授不太愿意当官，一心做科研，您做这个院长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徐教授：在香港科大我们都叫服务，不叫当官，我之所以喜欢做这个服务，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同学上课的时候我也跟着蹭课，这是负责EMBA课程的好处，可以听到香港科大的很多EMBA教授讲课的内容，自己很充实。

另外从很多同事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大家风格不一样，都是一心一意为学校做贡献。还有从学生和校友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知道每个校友都是商业精英，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社会经验，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能够这么长期地、蓬勃地发展，你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家非常敬业和好学，大部分人对社会非常有责任感，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后，几乎所有的同学和校友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捐物捐款，甚至是提供志愿者服务。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这种学习对我来说很重要。

另外到不同的地方游学我也非常欣赏，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让我得到很多启发，比如说创造者经济、共享经济等概念。他们看事情的角度比较深远，比如自动驾驶研究的不是只谈技术，更多还是从人的行为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

袁老师：今天也是我们问诊未来系列，想从您的角度问诊一下未来带给我们的启发，您觉得未来5G通讯的样子是什么？会是6G吗？

徐教授：最终通讯都是为人服务的，我一直提人联网，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通信方式，和全球任何人都可以保持联系。由于这些网络的存在，使得我们有可能跟全球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全球每个人都是一个连网的节点，当然以后6G、7G让我们这种连接更加密切。这时候作为未来的人就要不断提升你那个节点的价值和重要性。

袁老师：所以我听了您的想法，我联想到现在很流行的说法，以后不是B2B，也不是B2C，也不是B2B2C，而是H2H（Human to Human）。